日期:2023-08-01 11:39:50 来源:互联网
MUSEUM
COLLECTION
(资料图)
毕加索《Nature morte aux tulipes》,布面油画,130×97cm,1932年
偌大一座博物馆,数层仓库内,有海量的作品未曾展示过。我们所能欣赏到的艺术只是馆藏的千分之一,而不可计数的珍宝在岁月流逝中已经蒙尘。面对如此遗憾,博物馆为何无法公开其馆藏?又有何革新之法?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
不见天日的命运
然而,我们能够观赏到的、市面流通的毕加索作品,相比其海量创作仅是“沧海一粟”。这位大师大部分作品都被藏于博物馆的保险库里,极少示众、明珠蒙尘。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便永久收藏了其1221件作品,而参观者仅能欣赏到其中24件。这对于爱好者而言不可谓不遗憾。
毕加索已经如此,其他艺术家只有更甚。譬如席勒对人体形态的描绘曾一度影响表现主义运动,尽管有七家博物馆收藏了其53幅相关作品,但无一对此进行展示。
并且,人们往往所见也仅有艺术家单一媒介的作品,但涉猎的诸多领域才构成了其完整职业生涯。此类不够受观者重视的作品,通常以研究流派或艺术家生涯为目的收藏于博物馆,公开的需求自然变弱。
图1:埃贡·席勒《红衣主教和修女(爱抚)》,油画,52.8×46.5cm,1912年
图2:丢勒《年轻的野兔》(Young Hare),水彩与体彩,25.1×22.6cm,1502年
博物馆拥有不展示的艺术品本质上并无错,且线下展示的作品常需要不同程度的干预以延长其“寿命”,“不见天日”便是其中之一。
譬如,丢勒所作、被誉为“维也纳非官方吉祥物”的《年轻的野兔》就并不经常面世。每展出三个月,该作便需在湿度低于50%的黑暗中存储五年,令纸张得到充分休息。近十年里,它仅短暂亮相过两次。而人们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同样也是五年一展,展期仅有短短一个月。
拥有180万件藏品的故宫博物院更是“难以公开”馆藏的个中代表。不仅线下所见寥寥,人们在翻阅其官网时,犹觉得藏品图片“糊”、清晰度不高,未能尽兴。
这并非故宫博物院“敝帚自珍”,而是源于该馆大多文物镶嵌于各个建筑内。远观尚可,近距离欣赏或移动则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数字化馆藏的清晰度也由此受限。所谓“不公开”,实则内有苦衷。
图1: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绢本设色,24.8×528cm,北宋
博物馆藏品曾长期是一个“谜”。除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外,艺术爱好者几乎无缘欣赏到博物馆的其他馆藏。事实上,大多数博物馆平均只能展示其馆藏的5%。数据显示,泰特美术馆展示了大约20%的永久藏品、美国惠特尼博物馆为10%、卢浮宫为8%、古根海姆则仅有3%……
而为弥补线下展出受限的缺憾,英美两国在本世纪先后兴起了“Art for All”(人人享有艺术)与“Open GLAM”(开放的魅力)的运动,以促进博物馆公开藏品,供网络用户免费重复使用、修改和共享作品。
2017年,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首的一众机构逐渐推出线上藏品共享;而继疫情席卷全球后,线下展览举办受限,各大艺术机构于线上公开藏品已为主流。这无疑给予了艺术爱好者非凡的体验。
图1:Art for All运动官网
图2:Wikidata调查显示,Open GLAM开放获取政策和实践实例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2018年
线上公开馆藏的确给予了博物馆高点击量与“经济效益”。比如,Open GLAM的一个关键原则便是公共领域中的作品一旦数字化,就应留在公共领域。这相当于将此类艺术品图像版权开放,将“权利”给予大众。
即便这至今仍是法律的模糊地带且博物馆此前很难从中获得显著利润,但当从博物馆获取艺术品图像困难且昂贵时,或购买画册或“盗图”,人们会通过各种其他渠道寻得未曾公布的作品,如此博物馆损失的钱会比开放图像许可“损失”更多。相较而言,博物馆“让利”却获名,不失为好事一桩。
而无论线下展示还是数字化馆藏,究其根本则是艺术的公共价值越发无法被忽略。基于博物馆的艺术教育与非盈利目的,收藏如此多的艺术品,谁应因此受益?答案显而易见。
回到海量藏品长期难以展出的“痛点”。此非展馆所愿,况且保存与修复也是一笔巨额投入。疫情期间,面对锐减的客流量导致的财政赤字,不少博物馆甚至不得不考虑出售藏品以维持生存。然而,变卖藏品虽能解决短期问题,引发的争议却足以将博物馆拉下“神坛”。
美国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Baltimore Museum of Art)在疫情期间便决定通过售卖包括安迪·沃霍尔所作《最后的晚餐》在内的三件馆藏画作以筹集资金度过难关。此事一经提出便引起多方激烈争论。有反对者甚至认为博物馆决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并质疑其动机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变卖一事无疾而终。
图3:克利福特·斯蒂尔《1957-G》,油画,275×234.3cm,1957年
图4:布莱斯·马登《3》,油画,213.4×152.4cm,1987-1988年
拥有海量的收藏与无法违背的法律或“道德”,博物馆生存已是不易,公开馆藏更是遥不可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如此状况,业界内有何革新之法?
图2: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公共艺术仓库官网
而在2007年,另一个特例也诞生了:日本国立新美术馆于东京开馆。该馆为建筑师黑川纪章生前设计的最后一座美术馆,建筑外墙呈水蓝色波浪状,内部亦如海岸般流动起伏,电影《你的名字》便曾取景于此。
有趣的是,国立新美术馆内无馆藏,相较常设展览,该馆着重于举办巡回艺展以及艺术家座谈和工作坊,每年逾80场展览。这有效促进了机构间艺术品流通,“无馆藏”等同于更多富裕的空间与时间,亦为美术馆带来更高“兼容性”。
明安·赫斯特个展“Cherry Blossoms”。
以上两馆的变通之法皆为固于藏品的博物馆带来了“一线之光”。在适当的保存技术下,将藏品悉数展出,用之于公,不失为一良策;将“不见天日”的藏品借出、使之流通,更是能令多方受益的方法。
后疫情时代,尽管线下参观逐渐回归日常,但线上浏览的习惯已然不可逆转。无论以何种方式,公开馆藏已是大势所趋。只有存于世人眼中,作品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想必哪怕潇洒如毕加索,亦不甘其作尘封的宿命。你希望博物馆公开藏品吗?欢迎留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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